1920年，陈望道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中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首印时书名印成《共党产宣言》，传到山东广饶刘集村后，演绎了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。1975年1月，病重的周总理仍惦记着首译本的下落。就在这年秋天，一位用生命守护近半个世纪的老人，把它献给了国家。

　　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，我们刊发此文，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

　　2014年的春天，我们再次来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村。阳春时节，这里桃红柳绿，草长莺飞。九十年前的1924年，也是这样一个春天，刘集村秘密成立共产党支部，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。战争年代，刘集是远近扬名的堡垒村，被誉为“小莫斯科”。

　　我们在一座农家小院前驻足，门前的大槐树，花缀满树，正飘着醉人的清香。走进小院里，窗前的石榴树绿影婆娑，枝头上榴花灼灼，蕊珠如火，仿佛在给我们讲述着那个遥远年代的火红故事。当年的党支部，就设在眼前这座小屋里。透过紧闭的门窗，我们似乎看到，油灯摇曳的炕桌上，摆着一本印错书名的小册子——《共党产宣言》，一群农民兄弟正在低声热烈地讨论着。

一

　　1920年2月的北京，寒风凛冽。无法立足的陈独秀，被迫离开险地，避往上海。

　　天还没亮，李大钊扮成账房先生，乘一辆骡车送陈独秀出城。他从怀里取出一本英文小册子，郑重交给陈独秀：这是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来的，想办法把它译成中文，欲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，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，这是第一把开锁钥匙，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就在这里。

　　陈独秀轻声念出书名：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太好了！

　　1920年3月底，上海。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的戴季陶找到《民国日报》主笔邵力子：托你物色一高手，把我从日本带来的《共产党宣言》日文版翻译成中文。

　　邵力子眉目一展说：此等重任，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！

　　戴季陶深知翻译难度极大，担心陈望道难以胜任，让他试译。

　　听说戴季陶找人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，陈独秀大喜过望，让邵力子把他那本英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一道捎上，供陈望道参考——三十四年后的1954年10月，陈望道出席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时，周恩来特意问他，《共产党宣言》主要根据什么版本翻译的？陈望道说，主要根据英文版，同时参考日文版。

　　陈望道带着重托，扛着一箱沉甸甸的书籍，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。他知道自己刚刚在杭州“犯过事”，已引起当局的注意，决定先找一个隐蔽处。

　　躲到哪里翻译合适呢？

　　他屋前屋后转了几圈，相中自家屋旁的柴屋。

　　他在饭桌上对家人说：从今天起，我要在柴屋里干一件极重要的大事，不能让人家晓得，也不能让外人来打搅，大家多长个心眼。

　　看着他那严肃的表情，一家人惶恐地使劲点头。

　　要准确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实在不是一件易事。文中有大量的新名词、新思想、新观点，译者从未遇到过，理解把握的难度相当大。国内只有一些对其段落的零星翻译，且谬误百出，如把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、安民思想混为一谈。

　　陈望道中文功底深厚，又力推白话文，还精通英文和日文，留日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主义。可是，细细诵读多遍后，他仍感到十分棘手，也理解了戴季陶为什么请他“试译”的原因了。

　　“宣言”开宗明义的第一句，就让他颇费踌躇。他在纸上写了划，划了写，绞尽脑汁，反复修改，最后敲定为“有一个怪物，在欧洲徘徊着，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”。

　　虽是开天辟地第一人，陈望道对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还是大致准确的，奠定了中文版的基石。在这基石之上，一些词语，在后来其他人的译本中，逐渐准确、通达、雅致起来。

　　整整一个月，陈望道足不出户。到4月底，终于大功告成。陈望道钻出柴屋，想舒展一下酸胀麻木的筋骨。没想到，被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一照，竟一阵头晕目眩，幸亏扶着墙，才没摔跟斗。

　　这一年，陈望道二十九岁，比撰写《共产党宣言》时的马克思小一岁、比恩格斯大一岁。

　　1920年8月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，把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中译本作为首要任务之一。陈独秀约陈望道和李汉俊碰头，商议出版的事。

　　李汉俊挠挠头：眼下局势紧张，公开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会惹来麻烦。

　　陈望道眉头紧锁，叹了口气：是啊，他们哪里能容忍《共产党宣言》公开印刷发行？

　　李汉俊接着说：还有一个难题——到哪里筹集出版经费呢？

　　陈独秀踱着步子：钱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听说维经斯基带来一大笔共产国际经费，我找他去商量。

　　拿到钱后，陈独秀、陈望道立刻在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，秘密开设印刷所，承印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　　这天，陈独秀和陈望道、李汉俊等人悄悄来到印刷所，心情急切得就像等着自己的孩子降生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工人送来几本刚装帧好的小册子，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沁人心脾。几个人迫不及待地捧在手里，一边端详，一边压低嗓门，兴奋地议论着。

　　眼尖的陈望道惊叫一声：糟糕，印错了！怎么印成“共党产宣言”了？

　　陈独秀仔细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封面上果然印着“共党产宣言”！

　　快停下，快停下！陈望道连忙朝印刷工人喊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几百册都已经装订好。怎么办？毁掉重印？几个印刷工人慌了。

　　陈独秀摇摇头：不行！我们本来就缺经费，毁掉重印太浪费。

　　李汉俊安慰道：好在扉页和封底的书名没印错，没关系，内容比形式更重要。

　　陈独秀思忖片刻，果断决定：这样吧，这些书就不要出售了，全部免费赠送。把封面重新排一次版，这个月再印几百册，封面改成蓝色的。

二

　　1926年春节前，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刘雨辉回乡过年时，把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带回广饶的刘集村。

　　一天晚上，刘考文陪着姐姐刘雨辉到了村民刘良才家。刘雨辉从衣袖里拿出本薄薄的书：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就留给你们了。这里面很多话都是革命的道理，能让人眼明心亮。

　　刘良才拿过书看了又看，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，笑道：第一次看到长成这样的人……这把大胡子，长得可真有样子。

　　刘雨辉也笑了：他叫马格斯，是个外国人。

　　刘考文疑惑地问：咱是庄稼人，能看懂这种书？

　　刘良才说：既然这书这么要紧，就算一个字一个字地啃，也得弄懂它。咱庄稼人生下来就会种地？不都是边干边学吗？

　　当晚，刘良才掌灯读到天亮。

　　《共产党宣言》开篇，就让刘良才不知所云：一个怪物，共产主义的怪物，在欧洲徘徊。

　　刘良才反复念叨，到了能背诵的程度，也难得其解。每翻开一页，他都读得磕磕绊绊，就像推着一车东西，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。

　　刘良才觉得，不认识的字还好办些，可书里有些话，就像潭水一样深不可测，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方向。

　　夜已深，妻子姜玉兰说：你别瞎琢磨了，等天明，去问问子久兄弟。

　　刘良才哪里等得了明天，他说：不行啊，不弄明白我睡不踏实。说着就要起身。

　　姜玉兰急忙阻拦：鸡都快叫了，人家正睡得香呢！

　　刘良才不理她，顾自跑了。

　　刘子久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春节回家小住。在刘子久的小屋里，两人借着煤油灯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　　《共产党宣言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在古罗马，有贵族、骑士……

　　刘良才读后，对姜玉兰说：我们刘集不也这样？有地主、农民、佃户。我觉得，大胡子的很多话，细细琢磨一下，都好像是说给咱们刘集的。

　　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刘良才都在反复读《共产党宣言》。他决定举办农民夜校，让更多的农民兄弟学习。

　　刘集村党支部组织学习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是在192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。晚饭后不久，刘集村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就陆续来到刘良才家。

　　刘良才拿着一本书说：召集大家来，就是为了学这本书。它叫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　　有人问：这上面的大胡子是谁呀？

　　刘良才回答：大胡子姓马，他是马大胡子呀！

　　有人凑近细端详，看着看着，就噗嗤一声笑了：咱村姓马的，可没长大胡子呀！这马大胡子的模样也怪稀罕……

　　刘良才也笑了：这可不是咱村哪个姓马的，也不是附近十里八乡的。这个大胡子叫马格斯，是外国人呢！这本书是他和别人写的，里面写了咱穷人的事。

　　有人惊道：外国人写的书也到了咱这里？这外国离咱村有百八十里地吧？

　　刘良才笑道：哪有这么远，就在咱家的炕头上呢！

　　刘良才给大家念道：“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有产阶级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。他只是用新的阶级、新的压迫条件、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。”

　　刘良才看了大家一眼，见大家都面面相觑，就笑着说：我开始时也犯迷糊，也是擀面杖吹火——一窍不通。可看多了，琢磨多了，就琢磨出道道来了。这本书能让咱们有衣穿，有饭吃。

　　刘良才接着说：我从里面悟出个道道——这个阶级、那个阶级，到现在也没换来咱穷人的好日子。旧社会再怎么换，也是换汤不换药，欺负咱的人该怎么欺负还是怎么欺负。咱们穷人家，走得慢了穷撵上，走得快了撵上穷，不快不慢往前走，扑通一声，还是掉进穷窟窿。说白了，就是永无出头之日！马大胡子说到无产阶级，啥叫无产阶级？就是穷得叮当响的穷人，咱庄稼人也是无产阶级呀！咱村里地主，有时不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？可他给佃户涨工钱了吗？他们脸上挂着笑，嘴比蜜甜，可袖筒里揣了把刀子，肚子里装满了坏点子！如今出了共产党，咱的出头之日也快来了。共产党说白了，就是和咱一个鼻孔眼出气的。

　　大家都七嘴八舌开了腔：咦！这大胡子咋就知道咱这边的事呢？说的话句句都在理道道上！

　　我敢打赌，这大胡子肯定也是庄稼地里的好把式，他要是没扶过耩子（一种播种的工具），说不出这样知根知底的话！

　　坐在墙角的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发话：大胡子的话，说到咱心坎上了。照大胡子的话去干，不会错。说这话的人叫刘世厚，平日里沉默寡言，不显山不露水的。

　　刘良才摆摆手，大家都停止了议论。他扬扬手里的书说：世厚说得对，咱们就得按这本本来。那些有钱人可不是纸扎的，一戳就破。怎么才能把他们摔在地上爬不起来？这大胡子给了咱一个办法，是啥？他号召咱联合起来！就是穷伙计们抱成团跟他们斗！

　　就这样，一帮子农民兄弟，在1926年的这个夜晚，认识了被称为“大胡子”的德国人。他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，也正被鲁北平原上顶了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慢慢接受着。

　　如果马克思、恩格斯能活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也许在《共产党宣言》再版的某一篇序言中，会提及中国鲁北平原上的这帮农民兄弟呢！

　　在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用暴力推翻有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。刘集村的农民兄弟从这句话中受到启发，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。一年以后的1927年，毛泽东提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和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战略方针。

　　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，鲁北平原上以刘集村为中心的革命斗争，却是如火如荼。1928年春天，广饶县一些地方闹起春荒，刘良才带领吃不饱的农民，掐了大地主谢清玉地里的谷穗，后又开展反对苛捐杂税的“砸木行”斗争。

　　在德国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曾被普鲁士当局作为禁书列入《警察指南》；而在中国，蒋介石把《共产党宣言》列为禁书之首。

　　广饶县国民党政府为找到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派出数百人到刘集挨家挨户搜索，连一张纸片都不放过。

　　刘良才身份暴露后，在广饶县难以立足。组织上调他到潍县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。

　　这天晚上，刘良才和共产党员刘考文在地道里焚烧文件。刘考文拿起那本熟悉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捧在手里看了很久：这本书也要烧？

　　刘良才接过来，轻轻地抚摸良久，说：它比咱们的生命还重，我把它交给你了。

　　刘考文用力点点头：人在书在！

　　1933年夏，刘良才被捕。11月19日上午，他被刑车拉到潍县城门，这是县长厉文礼为刘良才精心挑选的刑场。在城门行刑，可能是潍县有史以来第一次。城门口人来人往，天南海北的人都有。厉文礼的用意不言而喻。

　　厉文礼高声宣读了判决书，罗织的罪名是刘良才到处散布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　　刘良才哈哈一笑，高声道：错！《共产党宣言》对穷人来说，是一剂救世良药；对反动派，是一剂毒药。毒死旧社会，天下才太平！

　　一个戴眼镜的军医跑来，用粉笔在刘良才胸口做了标记：这里是心脏，县长有令，不要一下子把他钉死了。

　　刘良才背靠在城墙上，七个彪形大汉围上来，其中五人分头按住刘良才的头、手、脚，另外两人一人拿起铁钎按在刘良才的腿上，那持锤子的大汉，张口“噗”的一声向手心里吐口唾沫，举起锤子比划几下，说声“好！”那锤子在空中划过一道弧，裹挟着一股阴风落下来，重重地砸在铁钎上，铁钎扎进刘良才的腿里，好像遇上骨头，那壮汉又用力抡起锤子，铁钎透过大腿穿进城墙里。

　　刘良才一声惨叫，晕了过去。围观的人，有的转过身，有的闭上眼睛。一桶冰冷的水浇在刘良才的头上。他慢慢醒过来，睁开眼睛，吐出一口血水，血水里有几颗被他生生咬掉的牙齿。

　　又一根铁钎穿进刘良才的另一条腿。刘良才再次晕过去。又是一桶水浇在他身上。

　　刘良才双腿被牢牢地钉在城墙上。他挣扎着，痛苦地扭动着身躯，脚下两洼血水。

　　刘良才强忍剧痛，横眉怒目：老子生为《共产党宣言》生，死也为它死，早点送老子上路吧！

　　这喊声，掷地有声，如雷贯耳。

　　厉文礼指着刘良才高声道：这本书都把你毒成什么样子了？！马上送他到十八层地狱见马克思！

　　厉文礼说罢一挥手。

　　那铁锤在空中又划了一道弧线，重重地落在刘良才胸口的铁钎上。

　　铁钎刺进刘良才的胸膛，穿过心脏，扎进城墙里。他猛地张开嘴，竭力想吸一口气，可挣扎了几下，最终也没能成功，脸上的痛苦慢慢凝固，头也无力地垂在胸前。

　　冬日的阳光终于照过来，洒在阴暗的城墙上，也洒在刘良才渐渐失去体温的躯体上。

三

　　1940年初，中共四边县政府给刘集村的刘学福家送来一块光荣匾。匾长一米有余，宽七十多厘米，上面刻有“一门三英”四个大字。刘学福的两子一孙，都是响当当的抗日英雄。

　　刘学福膝下三子，长子刘泰山，次子刘寿山，三子刘仁山。刘泰山、刘寿山都是刘集的中共早期地下党员，每次兄弟俩从夜校回来，都把《共产党宣言》中的道理说给父亲听，刘家人是学了《共产党宣言》起来革命的。

　　刘泰山之子刘端智，二十岁参军，之前早就定下婚事。就在赠匾的这年，因为作战勇猛，火线上成了班长。听说女婿当了官，岳父高兴之余，担心刘端智将来变成陈世美，就找亲家催婚。

　　刘学福说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板子（刘端智小名）也不小了，那就结吧。

　　当时，刘端智就在刘集村附近一带活动，接到家里传来的口信，就向队长报告。

　　队长哈哈一笑：这是好事，过几天你就回去入洞房！

　　结婚当日，女方的花轿已在路上，刘家门口也响起唢呐声。

　　刘端智前一日带回口信，说要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马回来。一大早，街筒子里就站满人，眼睛齐刷刷盯着村口，等着枣红马出现。

　　有人来飞报，说花轿马上就到村口。大家都急了。刘学福说：怎么还没听到马蹄声呢？

　　太阳升到一竿子高，花轿落到刘家门口。刘端智还是不见踪影，刘泰山就带着一帮人迎到村口。

　　这时，远远看到几个人抬着口棺材走过来。有人就喊：不要从这里走，这里有结婚的！

　　那些人不听，抬着棺材就转眼到了跟前。

　　刘泰山急了，刚要发脾气，对方为首的开口了：老乡，刘泰山家在哪里？

　　刘泰山慌了：我就是刘泰山！

　　对方一脸的悲戚，上前握着刘泰山的手说：刘端智同志昨天晚上牺牲了，我们把他送回来。

　　一场喜事，转眼就变成一场丧事。

　　1947年10月，在国民党军队飞机的空袭中，独立营营长刘仁山为掩护战士，先被炮弹炸飞胳膊，后被飞机机枪射中。

　　1950年3月，南下四川任云阳县委组织部长的刘寿山，遭国民党特务暗杀。

　　一块“一门三英”光荣匾，化成三张烈士证明。

　　1966年秋，刘泰山母亲重病不起，气息奄奄。刘泰山喊来木匠打棺材。老木匠扫了一眼木材说：还缺一块板子。

　　刘家穷得没钱买木板。刘泰山突然想起那块“一门三英”匾。

　　这块匾一直由刘仁山遗孀李月英珍藏。她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，尖声喊道：不！决不！

　　刘泰山没想到弟媳反应这么强烈，吓了一跳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李月英默默搬出那块匾，轻轻打开裹在上面的薄布。

　　匾很洁净，一尘不染，透着一种肃穆和凝重。这是一块承载三条生命的匾啊！每一缕纹理里，都浸润着英雄的血！

　　李月英用自己衣袖擦着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。最后，李月英扭过身去，示意搬走。

　　刘泰山搬起来放下，放下又搬起来，心里沉重得像压了一方秤砣。

　　刘泰山抱着那块匾，跪在母亲的床前：老娘啊，这是您的儿子、孙子孝敬您的，就让他们替您遮风避雨吧。说完磕了几个头。

　　刘泰山的母亲好像一下子清醒了，指着匾上的字说：我的寿限是苦命的儿子和孙子给的……跟师傅说说，上面的字，留着。

　　刘泰山对老木匠说：老娘说了，“一门三英”留在板上，不要推掉。

　　老木匠震撼了，双手接过放在长凳上，鞠了个躬，一脸凝重，然后用长锯分成两块，大的，为棺木前彩头，中间刻上一个大大的“寿”字，四面有花纹相衬；小块，为棺木后彩头，其余边料做了日月（指棺材底部左右两块板子）。末了，刘泰山让在后彩头上雕上一个“孝”字。

　　“一门三英”四个字掩在棺材里面，“一门”二字在前彩头上，“三英”则在后彩头。

　　一门两代英烈，以这种方式守护着老人。

　　刘老太出殡那天，刘集村的人几乎都站在街上。棺材前那大红的“寿”字被阳光照得红彤彤的。

　　人群里有个老人突然喊道：老少爷们啊，替烈士送送老人吧！人群中哭声一片。

四

　　1975年1月，全国四届人大会议期间，重病的周恩来总理又向陈望道打听《共产党宣言》首译本的下落。

　　陈望道先生无奈地摇摇头。

　　周恩来怅然若失：这是马列老祖宗在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，找不到它，是我的一块心病啊。

　　这年秋天，广饶县文物所所长颜华来到大王镇刘集村，搜集革命文物。

　　得知失踪多年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在刘世厚手里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动员他献出来。刘世厚一声不吭地回到家中，一袋接一袋吸着旱烟。良久，他打开墙角边上的箱子，拿出一个黑漆匣子，捧出一个花纹蓝包袱。

　　包袱一层层揭开，里面赫然露出一本小册子，封面有一幅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像，几乎占据整个封面。刘世厚将它捧在手里，反复端详，口里喃喃道：四十多年，四十多年了啊……

　　四十多年前那个夜晚，刘考文匆匆跑到刘世厚家，从怀里拿出这本书，郑重地对刘世厚说：我已经暴露，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，这本书是咱的革命之本，你记着，人在书在！

　　不久，刘考文果然被捕入狱，全家被抄。

　　从那时起，刘考文的话就时常响在刘世厚的耳边。

　　在刘集村口，有一座巨大的台式日历雕塑，上面的时间，永远定格在1941年1月18日。

　　2013年春天，我们第一次站在雕塑前，不禁好奇，这串数字代表什么？后来得知，这串数字是刘集人七十二年前的一场梦魇，是那天驻扎在这个村里的抗日队伍的生死牌。凝视着这座庄严的雕塑，七十多年前的枪炮声由远及近，在我们耳边骤然响起来，惨烈的场面也从岁月的深处凸显出来。这次惨案，光八路军就死了八十多个。日本鬼子在焚烧刘集村房子时，原本逃到村外的刘世厚撒腿往家跑，他的妻子喊道：孩子他爹，你疯了吗！小日本还没走，你要回去送命？刘世厚急得直跺脚：有个东西可不能烧了，就算搭上我这条命，也得把它抢出来！

　　刘世厚舍命抢出的，正是刘考文交给他的这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在白色恐怖时期，刘世厚有时把书藏在床底下，有时藏在粮囤的透气孔里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每到清明节，刘世厚先去祭奠烈士。在烈士坟前，他纸钱烧完，一杯清酒敬罢，就捧出当年那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端端正正地放在墓旁。

　　每次，他都像老伙计相聚拉呱儿那样开了腔：这本书我又带来了，我保管得好着呢！你们在天之灵就放心吧。伙计们，咱们再学学《共产党宣言》吧。说完，刘世厚老人就在墓前磕磕绊绊地念上一段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话。

　　在众人动员他献书的那天晚上，刘世厚辗转难眠，第二天，一向早醒的刘世厚竟没有起床，在床上连续躺了三天。

　　这天上午，刘世厚提着那个蓝包袱，来到烈士坟前。田野里一片葱绿，风暖暖的，一些不知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冢上。

　　刘世厚拿出那本书，轻声道：老伙计们，今天我就把它交给国家了，我是舍不得啊，可我老了，往后也要到你们那边去，书留在我这里，咋办？交给国家世世代代地管着，咱们更放心，也让世世代代的人学下去，不能到在咱们这就断了，是不？

　　刘世厚离开坟地，径直来到大队办公室。他轻轻地打开包袱，碎花包袱像莲花一样绽放开来。他双手捧起书，低头看了很久，低沉地说：可要保管好它呀，为了它，咱们死了一摞摞的人哪……

　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后经多方考证，正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如今，作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，被珍藏在山东东营市历史博物馆里。